10世纪初，契丹南下河北的行军方向选择，涉及多个战略因素。首先，了解契丹南下之初的军事背景至关重要。最初，契丹骑兵主要依靠骑射与冲击作战，面对沙陀骑兵时，他们未能灵活应对战场环境的变化，这导致早期南下的契丹骑兵未能有效调整战术。然而，随着契丹南下的深入，尤其是在太宗时期，契丹积累了大量与中原王朝作战的经验，契丹骑兵的战术逐渐变得更加灵活和有效，这为后来的战役提供了战术优势。尤其是在协助石敬瑭时，契丹凭借其成熟的骑兵战术，迅速取得了胜利。燕云十六州并入契丹后，大量汉军的加入使得传统的中原战术开始渗透进契丹的军事体系。

在会同年间，契丹骑兵运用传统的中原战术，如突阵和包抄等，成功地击败了后晋的军队，标志着契丹骑兵战术的重大革新。契丹步兵在初期缺乏攻城器械，常通过穴地战术进行攻城。随着汉军的加入，契丹逐渐掌握了攻城器械的制造技术，攀城成为契丹步兵的重要攻城手段。在野战中，契丹军队逐渐适应了步骑协同作战的方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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尽管如此，契丹的骑兵始终是其南下作战的主力，这与其游牧民族的特性密不可分。在未控制汉地之前，契丹南下时的粮草主要依赖自备羊马等牲畜。在获得燕云十六州后，契丹农业的发展为其后勤体系带来了变革，粮草补给逐渐不再依赖游牧方式，而转向谷物供应。到景宗时期，契丹的军需粮草供应开始逐步转向谷物，为南下作战提供了稳定的后勤支持。

契丹的武器供应方面，普通士兵依旧需要自备武器，然而，扈从军及专业部队，以及南京的汉军，已开始由契丹政府提供装备。战马供应方面，对于那些不能自备的士兵或在战斗中损失的战马，契丹政府也会提供补充。契丹军队的战术逐渐中原化，后勤也逐步制度化，为契丹南下战役的成功奠定了坚实基础。然而，由于契丹在战术上的滞后，其未能及时应对中原军阵和战场环境的不断变化。太宗之后，契丹军队未能作出有效的调整，导致圣宗时期南下战局陷入了长期僵持，最终未能像后来的金、元那样入主中原。

在燕云十六州之前，契丹共南下河北13次，其中多数为掠夺性质的活动，比较详细且路径可考的南下行动共有四次。尽管这四次的行军方向不同，但自过幽州以后，契丹军队的路线大致一致。第一次是神册二年，契丹从居庸关南下。居庸关是古代中原王朝抵御北方民族南下的重要关口，历史上“居庸一倾，则自关以南，皆为战场”。契丹曾两次通过居庸关南下。神册二年（917年），契丹通过居庸关后，向燕赵地区进军，经过涿州，最终击败了后晋的军队。虽然契丹撤军后，居庸关重归晋王控制，但他们在南下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
第二次是神册六年，契丹再次通过居庸关南下，经过幽州（今北京），攻克涿州，并直扑易州、定州，最终深入中原。契丹此时的战略选择，以突破性进攻为主，逐步扩展了他们的战线。这条路线主要以居庸关、幽州、良乡、涿州、满城、望都、定州、新乐等城市为主，且这一路线常成为契丹之后南下的主要路线。

第三次是在天赞二年，契丹攻克平州后，从平州出发，向燕赵地区进军。契丹的进军路线也是经过平州、西进燕赵，并通过卢龙、涿州等地。这条路线相比前两次，更加依赖平州作为出发点，并多次与后唐军队发生冲突，表明平州的重要战略地位。

至于古北口，学者曾认为契丹南下主要通过此处，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。从《辽史》中的记载来看，契丹从古北口南下的次数较少，且多为辅助性质的行动。例如，神册六年时，契丹从古北口出发的军队并非主力，而是进行侦察和地面控制，帮助主力军队确定后续进攻路径。只有在居庸关或平州的道路被切断时，契丹才会选择古北口作为撤退路线或支援通道。

总的来说，契丹南下的主要方向为居庸关和平州，而古北口则起到辅助作用。在经过幽州之前，契丹南下的路径因选择不同而有所差异，但一旦过了幽州，行军路线便趋于一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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